《731》为什么没能在7.31上映？ -

在2023年暑期档，一部尚未正式上映的影片意外成为全网热议的焦点。《731》这部作品在猫眼平台显示，超过358万观众标记了“想看”，淘票猪则记录了197万用户的观影期待，这一数据打破了售票平台历史纪录，使其毫无悬念地登顶期待榜单。然而，公众对“7.31上映”的误解源于片方此前宣布的7月31日上映计划，以及对片名数字符号的直观联想。实际上，该片名的“731”并非日期，而是日军“关东军防疫给水部本部”——即“满洲第731部队”的代号，这支部队由石井四郎中将领导，在中国东北建立了世界最大细菌战研究基地，犯下罄竹难书的反人类罪行。影片最终未能如期上映的背后原因是什么？关于这段被尘封的历史，我们又了解多少？

关于电影《731》撤档事件的多种传闻在网络上广泛传播，其背后真相仍存诸多疑问。所谓“家长举报”一说最为常见，声称影片中大量血腥暴力内容引发公众担忧，恐对未成年人心理造成负面影响，因此遭到大规模举报，最终被迫下架。此说法虽看似合理，但缺乏实质性证据支持。目前并无权威部门公布相关通报，也无举报主体或家长群体具体现身说法，主要源自某些自媒体的推测性叙述。此类围绕“未成年人保护”话题的构建，在信息碎片化时代具有较强的传播力，但经不起深入考证。

第二种传言则聚焦于审查机制，认为影片因触及敏感红线未通过审核。据部分观众称，影片试图通过一位731部队实验人员的个人转变故事，展现反人类罪行的救赎可能。然而，这种叙事方式将系统性屠杀行为简化为个体道德觉醒，可能弱化罪恶根源，消解体制性邪恶，甚至为加害者提供开脱空间。尽管无官方证实，但该说法在逻辑上更贴近历史叙事的严肃性要求。值得注意的是，“未过审”说法也缺乏直接证据，且相关账号仍活跃，暗示可能未触及重大原则问题。

除此之外，影片本身质量的质疑同样值得关注。导演赵林山过往作品《铜雀台》（2012）和《我的前任是极品》（2014）在豆瓣评分分别为5.3和5.5，均未达及格线。这引发公众对电影《731》艺术水准的合理怀疑——是否因内容粗糙、叙事低效，导致制作方选择主动撤档？尽管此说法仍是推测，但提供了更贴近产业逻辑的解释。毕竟，电影作为商业产品，其最终命运不仅取决于题材敏感度，更需回归艺术质量本身。

在《731》即将面市之际，回溯此前文艺作品对这段历史的探索显得尤为重要。早在1988年，牟敦芾导演便通过电影《黑太阳731》首次以影像形式呈现731部队的暴行。该片采用纪实风格，通过冻伤实验、活体解剖、毒气实验等触目惊心的画面，赤裸裸地展现日军在此期间的罪恶行径。影片的尺度之大，使其成为香港电影史上首部被评定为三级的作品，至今仍引发观众强烈的情感反应。尽管该片在上映时遭遇巨大争议，部分观众认为其直面历史的勇气值得肯定，也有声音质疑其对血腥场景的过度呈现可能构成对苦难的消费。但不可否认的是，这部作品成功将731部队的暴行镌刻进公众记忆，成为研究这段历史的重要文化载体。

此后，香港相继推出《黑太阳731续集之杀人工厂》（1992年）与《黑太阳731完结篇之死亡列车》（1994年），试图延续反战题材创作，但其历史影响力始终未能超越首部作品。1995年，台湾华视电视台制作的历史纪录片《一寸山河一寸血》在第三十集《死亡工厂731》中，通过详实的历史资料与亲历者访谈，对这支部队的组织架构与战争罪行进行了系统性揭露。该片制作人蒋纬国作为台湾政坛知名人物，其作品的权威性与社会关注度显著。除港台地区外，东亚其他地区的影视创作亦涉及这一历史话题。例如，1991年韩国电视剧《黎明的眼睛》在展现二战时期东亚人民苦难的叙事框架中，亦涉及731部队的暴行。近年来，日本媒体的突破性呈现尤为瞩目。2017年8月13日，日本广播协会（NHK）推出纪录片《731部队的真相——精英医者与人体实验》，通过核心证据为长达20小时的审判录音档案——源自1949年苏联在哈巴罗夫斯克（伯力）对12名日本关东军战犯的审判记录——揭示了731部队实施细菌武器研发及活体实验的罪行。在录音中，该部队核心成员承认以"死囚"名义迫害中国人、苏联人作为实验对象，在顶尖医学精英指导下实施反人类罪行。NHK作为日本最具影响力的公共媒体，能够制作此类直面历史的纪录片具有深远意义。它不仅打破了日本右翼势力长期对侵略历史的美化与否认，更标志着日本社会渐进式反思战争罪责的进程。

在文字出版领域，围绕731部队的历史作品具有重要研究价值。日本作家森村诚一于1981年推出的纪实文学《恶魔的饱食》堪称该领域的里程碑之作。作为首部系统披露731部队秘密的出版物，其通过访谈原部队成员并梳理相关档案，首次全景式呈现了这支部队的残忍本质，引发日本社会巨大社会反响。但该书因部分叙述缺乏严谨考证而备受争议，例如书中描述的离心机抽血、针管制木乃伊、真空室剖腹等场景被学界指出存在科学失实。有学者批评作者为增强文学效果，对美国解密文件进行了选择性解读与艺术加工。尽管如此，该书在推动731部队问题进入公共讨论领域方面具有不可忽视的历史价值。1983年再版时，出版方已对部分内容进行了删减。

731部队的负责人是日本陆军军医中将石井四郎，这位1920年毕业于京都帝国大学医学部的学者，以极端的科研理念臭名昭著。他坚信国际社会对化学与生物武器的禁令正凸显其战略重要性，因此极力推动军方突破限制。在《日内瓦议定书》签署后，石井四郎在陆军军医学校内创建"防疫研究室"，为后续的细菌战研究埋下伏笔。1933年，他率团队秘密进驻中国东北哈尔滨东南的背荫河地区，建立名为"东乡部队"的实验基地，开始实施系统性的人体实验和细菌武器研发。

根据NHK的统计，当时日本全国共有10所高校，至少30名医学专家被调往731部队，其中包括京都帝国大学的田部井和（专攻伤寒研究）、冈本耕造（解剖学方向）、吉村寿人（负责冻伤研究）以及东京帝国大学的多位学者。这些被冠以“精英医者”称号的人员，为731部队实施了一系列违背人性的医学实验提供了专业支持。与此同时，石井通过家族和地理纽带，从故乡千叶县加茂村征召了上百名村民，从事从技术到后勤的各类工作，形成了严密的“加茂部队”网络。

在这些专业人员与地方帮派构建的体系下，一个以活人为实验对象的“黑暗帝国”在中国东北崛起。731部队总部设立于哈尔滨以南24公里的平房区，占地6.1平方公里，包含超过80座建筑。其核心区域为呈“口”字形布局的钢筋混凝土建筑群，内部人员称之为“口号楼”或“四方楼”。该区域实行军事化管理，四周设置高墙、深沟及带电铁丝网，驻扎宪兵部队，对外宣称属“关东军司令官特许区域，严禁非授权人员进入”。

在“口号楼”中央设有7号楼与8号楼，作为关押实验对象的特设监狱。这些被称作“马路大”（意为“原木”）的受害者多为中国抗日志士、平民以及苏联、朝鲜的人员，被以“特别输送”名义秘密押送至该地。据伯力审判记录，有目击者描述过三名中国实验对象手指冻坏脱落、两人仅剩白骨的惨状。实验结束后，研究人员会强行剥离坏死组织，导致受害者肢体残缺。

毒气实验同样令人心惊。实验人员将不同年龄的“马路大”与鸟类一同关入透明密闭玻璃舱，随后释放芥子气、光气、氰化氢等毒剂。通过观察窗及摄像设备记录中毒反应，直至受试者痛苦死亡。原731部队成员越定男在著作中提及，有案例显示实验人员直接在受试者头顶引爆陶瓷炸弹，使菌液覆盖全身以观察感染效果。

除了上述实验，731部队还开展大量其他非人道实验，包括人马血置换、活体吊刑、真空环境人体测试及所谓“母爱实验”等。这些实验严重践踏人类尊严，将生命视为可操控的实验材料，使科学沦为屠杀工具。据卫生兵供述，部分实验中受害者会在极端痛苦中经历皮肤腐烂、肌肉坏死等过程，最终惨死。

1940年，日军第731部队在石井四郎的指挥下，秘密实施细菌战。他们通过空投带有鼠疫杆菌的跳蚤，在浙江宁波地区引发大规模鼠疫疫情，导致数百名平民丧生。据日军内部文件《鼠疫跳蚤效果略算法》记载，此次行动投放了约2公斤感染跳蚤，直接造成104人死亡，后续传染致1450人死亡。1941年，该部队又在湖南常德重复类似手段，投放1公斤鼠疫跳蚤致310人立即死亡，后续流行病致2500人死亡。1942年浙赣战役期间，日军在撤退时故意污染水源与食物，投放副伤寒和炭疽杆菌，进一步加剧了军民伤亡。

1945年8月苏联对日宣战后，关东军迅速溃败。731部队接到销毁证据指令，通过炸毁设施、使用毒气与机枪杀害囚犯、焚烧档案等方式掩盖罪行，随后仓皇撤离日本。令人愤慨的是，这些战争罪犯并未受到应有的审判。美国为应对冷战需求及获取细菌战研究成果，与石井四郎等战犯达成秘密协议——以豁免战争罪换取所有人体实验数据，使主要责任人规避东京审判。

石井四郎最终于1959年去世，享年65岁。其部下中不少"骨干"战犯战后转型为日本医学界权威，如第二任部长北野政次成为绿十字制药公司领航者，负责冻伤实验的吉村寿人任京都府立医科大学校长，而曾主导731部队组建的京都大学医学部长户田正三则转任金泽大学校长。731部队的暴行堪称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篇章之一，与纳粹德国的奥斯维辛集中营同样臭名昭著。尽管关于奥斯维辛的影视作品众多，包括斯皮尔伯格执导的奥斯卡获奖影片《辛德勒名单》，但揭露731部队罪行的影视创作仍显不足。持续重申这段历史，旨在警示世人铭记惨痛教训，防范军国主义与极端思想的复活，确保类似悲剧永不重演。